2009年5月9日星期六

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严重失衡,中国或将步入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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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经济史上,1929-1933年的大萧条经济危机,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经济,关心自身利益的中国人都应该加以跳出政治教科书的桎梏教条思考的。凯恩斯对这 次危机的原因描述得过于表象,称其为动物本性“投机”的结果。这个诊断,也被广泛应用到今天的“调控”上。其实仔细观察历史进程,就发现凯恩斯实际上是受 马克斯的影响,认为自由市场驱发的人的本性是有害的,通过公权政治分配是可以避免这些人欲的冲动。那么把历史的眼光再向前迈进一步,马克斯对大萧条的预言 还是比较准确的,“由于不可抑制的垄断造成了供给过剩的危机”,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供给过剩,就是需求不足,两者是互为作用。而马 克斯的理论,却又不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映的思想:人在法律框架下追求私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并为了获得最大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完善法律框架。

凯 恩斯对大萧条的诊断模糊,但是受他顾问的罗斯福却是开出了正确的药方:通过货币扩张、财政赤字(即今天许多人希望中国多得要烧掉的外汇投资保值的那个美国 国债,简言之,借钱给美国政府用)扩张,向整个社会提供从养老金、失业金、基础设施等在内的,以刺激需求为目的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不但令美国走出了大 萧条的泥潭,而且,成为战后最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强国。美国之强,并不是因为两次大战发的战争财。中国在1980年起,在那些文盲经济人的指导下开始拙劣地 学习演用凯恩斯的货币、财政扩张政策,和并不存在的“过度投机”作斗争,却是以牺牲需求为代价,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扩张。这种扩张,可谓得不偿失,代价,即 将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马克斯对大萧条的预言针对垄断,这种垄断,在西方二十年代,是自由经济形成的垄断,被称为万恶的;今天,在中国,由一堆只能 对付自已人民的烧火棍堆成的垄断,却被称为万善的。马克斯没有错,但没有点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垄断只是一个过程,本身不会形成大萧条,但是,长期垄断, 会造成大萧条的充分必要条件:供给和需求失衡!相比之下,最早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并没有预言大萧条的发生,或者,早了百年的亚当斯密无需为短短几年的 萧条事件提供预言,并且,他已经提供了解决办法:“并为了获得最大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完善法律框架”,这个更完善的法律框架,就是今天西方的国民福利体 系,和反垄断法规。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在“私权”至上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框架下,才可能产生这种由弱者逼使强大的垄断一方妥协的国民福利体系、反垄断法规的 形成。看看今天中国,滥用公权、霸占公权的利益群体至上,那么又谁与之抗衡?

市场,在中国一直被妖魔化,以作为滥用公权、霸占公权,侵占 社会利益的借口。用婚姻作比喻,市场化就是自由恋爱;当然也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感觉,诸如城市女孩不爱嫁农村朗,或者漂亮女孩宁愿嫁富老头做二房,粗 壮的姑娘倒贴还嫁不上讨人喜欢的奶油小生,大众情人钟欣桐让花花公子陈冠希几句虚话就破了身(真是为了爱?),等等,可以说,每一个找不上心仪女心中郎的 男男女女都会觉得自由恋爱真的很不公平。政府调控,相当于婚姻恋爱中的婚姻介绍所,婚姻登记处。如果因为那些看上去的“不公平”,就搞计划性婚姻,无论是 丑女配美男,还是美男配美女,肯定都会被更多的人认为不公平。而且,这些做婚姻计划的主儿,也不见得全是阉了的太监,太平天国倒是搞了这一趟人人“公平” 的计划性婚姻,从天王开始一道道趁机加菜,天王可以三宫百嫔,分到底下小兵百姓不够分了,就一女配十男;从保护女性出发,规定夫妻十日一见……;不遵守这 套最“公平”的游戏规则的人就给点天灯。市场当然不是万能的,市场只是发现资源的紧缺性,还是供给已经过度(决策要快点修正了),市场反映需求的信号,却 是任何力量不能代替的。把市场等同于投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采用的借口;借口打压投机,滥用公权为自已小利益服务,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经常做的事 情。

大萧条的发生,原因,并不是市场失效,市场并没有失效,它用明白无误的信号告诉社会:社会资源偏向生产太多了,需求已经严重萎缩了。 需求不足,投入生产的资金、工厂、劳动力就失去了作用。社会不得不向下寻求需求的平衡点,这就是大萧条。避免大萧条的根本办法,是要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 发展”,要走出大萧条,又必须解铃尚需系铃人,如果不愿意让市场通过削减需求达到平衡,那就刺激需求。这就是罗斯福和希特勒,在30年代分别在美国、德国 采用的,异曲同工的政策。大萧条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供需失去了平衡,为供给的生产太多,社会需求不足。而社会的资金是有一定量的,生产、需求,只不过 是资金分配的两个面,因此,大萧条的发生,也就是投入生产的资金过多,而投入需求的资金太少;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平衡。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农业社会遗 留在工业化时代的残留思想:生产总是好的,生产才是发展,需求总是坏的,需求就是奢侈;以这种旧农业时代的思想指导工业化的生产,其结果,就必然是供给过 剩的大萧条。

要明晰这个问题的根本,需要明确,什么才是发展?如何定义发展?

农业时代的“发展”定义,要比今天容易得 多。那个时侯的供给就是土地的产出,那时侯的需求就是人口的数量。为了供给,生产(粮食)总是越多越好,以需求最是越小越好。在不饿死人的情况下,宁愿把 粮食贮存起来,宁愿在贮存中烂掉也不愿意把人养肥,这样,也就培养了广泛存在于东西方的以“多生产”为善,以多消费为耻的文化背景。在农业技术提升缓慢的 时代,这种看法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证明,中国历次大规模的人口灭绝性锐减,归根到底都不是简单的“阶级矛盾”激化,而是人口和土地两者生存矛盾的激 化。人总是要吃的,孩子很容易就生,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目光集中到生产上,真的没有错误;相反,如何控制单个人口的消费,控制人口的产生,就成了 社会存在的根本意义。而控制人口的泛滥,最有效的办法,不见得是“战争、瘟疫”,而是“贫穷、饥饿”,特别是 “贫穷、饥饿”带来的低出生率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如果从“存在总有其合理性”的角度出发,农业社会进化出贫富分化,难道不也是一种种族生存的需要吗?(这 话没有任何美化贫富分化的目的,仅仅是指出一种逻辑上的合理性)农业时代的“发展”建筑在最终是粮食生产的数量上,有合理的;并通过贫富分化,减少粮食的 需求,也存在合理性。只是,当这种为维持供需平衡的体系,随着贫富分化达到了某种临界点时,一旦碰上严重损害粮食供需平衡的事件发生,马列先知毛神父们所 说的“阶级斗争”就爆发了。在中国,由于是统一的经济体,每一轮大规模的人口锐减,都是触目惊心,世界独有。这也应了矛盾可以掩盖,但掩盖的矛盾会因为积 累而加倍爆发的客观真理。

农业时代“发展”完全定义在粮食的生产上,是因为粮食生产技术发展缓慢,贮存技术发展缓慢,在旧中国,同时也因 为商业被践踏,大量的粮食只能在原产地烂掉,加重了灾害中的死亡人数。进入工业时代后,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粮食数量生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数量的 增长速度;这时,对(粮食)生产数量的追求,逐渐被质量所代替,这个最终的转折点,就是大萧条。回顾历史,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整个放开市场,放开需求的 “奢侈”的西方工业世界,再也没有发生了一次饥荒;而所有的饥荒,都出现在为了更多“生产”而勒紧裤腰带的地区。19世纪,拥有低估卢比向整个英帝国(占 当时世界人口和面积的三分一)出口的“优惠条件”的印度(其实是掌握卢比发行的英控东印度公司用加发的卢比钞票支付购买印度产品的成本),当然,这是英帝 国殖民者用炮舰强加的“优惠条件”,发生了大饥荒,这是因为印度需要勒紧裤腰带生产,以补贴英国宗主国的富裕消费者。值得警惕的是,一 群以强化外部威胁为手段的汉奸,正在诱导中国无条件地沦落为旧印度这样殖民地的悲惨剧地,而且,是自愿的,还打死不愿意站起来,说,这是“爱国”。 1936年,苏联在“取得伟大的工业进步后”发生了“经历了最不伟大衰退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也没有发生的大饥荒,令到今天的乌克兰总统龙先科,还要求俄罗 斯为那两千万饿死的乌克兰人追魂(据说是三分一当时的乌克兰人口,这还仅仅是在乌克兰!),减少一点今天的天然气欠款(挺实在的);可普京说不,说“那是 历史的错误”,不能减免今天的债务。苏联的大饥荒也是为了“生产”惹得祸,只不过,这个生产的目的,也不知是对是错了:打仗。说对的,是因为五年后德国确 实进攻了苏联,说不对的,是饥荒的前五年,德国连自保都不瑕。中国也来了这么一次,1959-1962年,死亡了N多千万人,谁都知道,那是勒着腰带抓革 命促生产惹得祸,而且技术不精,砸几个铁锅就算钢产量赶上美国,也不知老毛的数理化是乍读的。还有90年代朝鲜的饥荒,现在都知道光1993年就死了 200万,为的,还是生产,当然,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打仗。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目的,好象就是为了生产的,社~会主义自定义生进的表现,也是生产的数 量,至于质量啊,技术的进步啊,创造性啊,全都不能理解,完全没有概念,——也难怪啊,既然压抑了一切市场的需求,又如何通过需求定义质量的优劣,技术的 进步呢?社~会主义从设计之初,是因为资本主义压抑了部分技术的进步,而自称无限的先进性,结果,却是压制了所有技术的进步。注意,这个进生的提法,也是 “生产力”的进步,从来没有人敢说,是“消费力”的进步。生产为了什么?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直观的想象,似乎只有一个:争霸世界了;象赫鲁晓夫说的, “共产主义,就是全世界说俄语”,当然,包括中国了,也不止是说俄语,还必须向克里姆林宫纳这样那样的税。但是问题又来的:就算争霸争霸成功了,然后呢? 就是发展了吗?何况,争霸世界,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源出于农业社会,与社~会主义其实同出一源,(什么社~会主义是资本 主义的升级版,这类屁话就扔到历史垃圾堆好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已经是西方的经济殖民地了),也就同样受困于“不惜代价搞生产”的误区。为了生产的需要, 超前配备生产资料总是认为是低风险的,而用于消费,总被认为是更大的风险;工人福利被压缩被认为是合理的,为大局着想的,因为是为了生产。值得注意的是, 类似张五常这类被国内文盲大学生捧上天的所谓经济学家,持有的正是 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学者的观点。尽管西方没有一个控制国家的“国资委”,但是从银行到国会,都持有类似的观点,久而久之,生产和需求的差距就 越拉越大,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贮存折旧的成本超出了资金的成本,工厂的停产带来了进一步的失业,失业带来了进一步的需求萎缩。如此循环往复,资金逐利同 时也寻求安全的本性,也就是凯恩斯和今天“道德至高无上者”鞭挞的投机本能,在看空需求增长的前景下,作出了持币不投的选择,这,就是通货萎缩。凯恩斯诊 错了症状,药方半对半错:货币扩张,也就是增发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可以剥夺货币持有者不愿意投资的安全边际,把这些安全至上的投机资金赶到很不安全的 逐利领域;但是如果是再次投入生产驱动,只不过是饮鸩止渴,再次恶化需求和生产的平衡关系。看似不懂经济的罗斯福,比凯恩斯要高明得多,他把主要的扩张资 本投入到需求刺激之中,也就是建立美国社会的国民福利体系。无论今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何质疑美国国民福利如何负担重,以此回避某大国政府本应对人民承担 的责任,但是无法否认,这只是治愈了癌症后又得了感冒,以加强国民福利平衡社会供需,是经济思想完全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的根本象征;工业化时代,应该 从1933年真正开始。

回顾新中国50年经济时代,远远没有迈出农业时代的中国,过多地深陷入农业社会“生产”即是好事,“消费”总是坏 事的思想桎梏中不能自拨,本来,也是情有可原;最要不得的却是自淫自大(也是农业时代的遗风,以为自省就是自虐),同样的错误犯了一次又一次,还要变本加 厉继续犯,这可就让真正爱国的人忍无可忍了。三年大饥荒,除了领导人精神错乱,当然还有就是错误理解“发展”,令到供需失衡的表现,直到80年代以前,中 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市场,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全局统筹,逐级分配有限的生活资源以维持最初级的生活保障(奴隶社会的分配水平),积累下有限的也是落后的产 品,不是准备打仗,就是支援世界亚非拉闹革命(这才是整个经济体系真正的需求)。少数的市场因素是高风险的:那些没有被纳入供应体系的市民,或者仰赖少数 “国营工”的救济,或者就是把一些商品跑街倒卖赚两口饭钱,罪名是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严重的时期(象文革时代),严打时要要判死刑的。80年 代是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经验可以说真的不足,“摸着石头过河”确实不为过,这第一块摸来的石头,就是凯恩斯的货币扩张政策:大量印发人民币钞票作为生产资 金,恢复已经被破坏贻尽的生产体系(有人说毛泽西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真不知到七十年代末它的工业化在那里了)。只不过,这个凯恩斯的主义也抄得太初级了 (没有经验嘛),到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年 20%之巨!今天,我还记得当时父母买下一大堆的米、面、衣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炒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购入大宗商品保值了。当时,个人拥有黄金 这类保值品,基本上是违法的,必须廉价卖给国家,充实国库(用于出口,还是为了生产)。20%的年通货膨胀,意味着一个人一生的储蓄,可能仅仅五年就花为 乌有,试问,这个社会能安定吗?八十年代出现两次学潮,难道真的是连外地电视报纸都看不到就感染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有着国内更深刻的经济危机背 景?

80年-05年,无论是从生产供给还是社会需求上衡量,确实是中国的发展时代。但是那种农业社会中的“生产”是好的,“消费需求”就 是坏的腐朽思想,似乎更深刻地让我们的经济学人一批批转化了向欧美输送民族利益的汉奸了。压制剥削国民福利,压制国内需求,为的是什么?生产,出口,向港 台中介资本献媚;因为它是为了“生产”,没有人敢说它是坏的。三十年,中国补贴世界至少10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市值攀上30万亿美元,用马列的套话来说, 每一个子儿,都渗着中国国民的鲜血!这话说得也许有点过。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及至90年代早期,由于当时中国经济水平极其落后(那些先进性教育下以为中国 高速发展了N年的文盲应该对比一下平均数据,不要光纵比,还要横比!不妨看看和亚非拉这些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不是快的),因此,适当倾 向出口,换取外汇,再用外汇换取生产技术,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今天,中国七亿亩土地能够养活十几亿人,估计还有所剩余,就是这种值 得的表现。这种值得,也表现在90年代以后到2000年之间,整个社会的需求,是增长的;尽管,增长集中在几个有“政策”的地区,大部分地区,为了“生 产”的需要,停滞不前。这也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社会环境,今天那种甚嚣尘上的“户籍制度万恶论”,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地区特权和由此而至的发展不平衡的反 映。但是这种为了生产而压抑的需求,从1990年开始就开始失去它的合理性,到2000年为止,合理性已经完全消失,而既得利益阶层已经形成,以至于,不 惜以妖化人民币升值,魔化欧美威胁,强化台海矛盾,以维持中国作为殖民地地位向西方的利益输送。对于国民的福利、内需剥夺越来越残酷,今天,终于开始表现 在物价开始出现发疯上涨,有些人,美其名为“流动性过剩”,据说,可以维持人人赚钱的股市牛市。

转折点在1990年,而不是2000年出 现,是因为89年出现的64事件,令中国彻底站在了欧美经济价值观的对立面。由此时起,欧美公民利益至上的社会观点,离中国越来越远,公民服务于政府,而 不是相反,成为直到今天仍无法摆脱的社会制约。以至于,国营资产(委托政府经营的全体公民所有的资产)转变为国有资产(国有的,政有的,不是公民财产), 而且一旦发生国有资产与公民财产纠纷,无条件偏向国有一方,最新一起,就是那个银行取款的傻瓜被判无期。专门针对小民的“乱世严刑”,确实不得不令人敬畏 啊!更糟糕的是,1989年,另一个更可以令欧美关注的非公民社会国家,苏联崩溃,令到无数“华裔苏联人”痛心疾首的同时,令西方对于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 兴趣大减。这样,廉价出口赚吆喝的价值也就大大缩减了,如果不能买技术,就只能买对方的高值产品,换来法国的香槟好来坞的大片宝马奔驰之类的奢侈品(今天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方奢侈品的消费国,大概这就是爱国愤青喜欢的那种强大吧?),那又何必廉价出口换外汇呢?如果说,1990年开始减少的军事技术,民 用技术还是可以照旧转让,这个外汇还是换得值,那么到2000年以后,能买的技术已经买得差不多了,军用、民用的技术,随着中国“强大”的幻觉越来越强 烈,天天反美的猪头愤青越来越多,这些个转让越来越严,要继续升级,就只能靠自已的发展。但是什么是发展啊?没有市场需求,那里来的的市场选择?那里来的 市场优化?那里来的技术进步?那里来的统一台湾解放全世界的国力?那种“低估人民币、剥夺自已人民的福利水平,廉价换来外汇,却只能买人家的奢侈品,又或 者,非要抄人家的股市大顶投资美元经济,亏个底朝天!”的观点,根本就是出卖国家的利益。前天我们已经解释过,黑石之类的亏损,根本不是操盘的错误,可以 说是命中注定:美元经济的牛市是由于中国廉价补贴美国经济带来的,中国任何平衡性的外汇外流(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都是一个拐点:我们如果坚持 错误低估的政策,希望资本输出平衡净差,那就是高价承接美国资本投资者的亏损,也就是抄顶;如果我们现在让人民币值,停止补贴全世界,那美国失去了这个补 贴预期,股市同样是一个拐点,我们持有的美元就会贬值。历史错误不会无形消失,两害相权取其轻,压抑自已社会的需求继续补贴全世界,是极其恶劣的卖国行 为。

农业时代追求的是生产的发展,工业时代追求的是社会需求的发展;中国,应该幡然醒悟了!

这种不以需求为根本,而以生 产为发展指标的指导思想,带来了一些很荒唐的结果:象中国经历了几次灾害,照理,应该是损失;可是不呢!在中国的发展哲学中,中国人遭大灾,水灾火灾风灾 雪灾地震灾,那是社会大发展,因为救灾的生产多了呀!那可真是中国人太贱,不遭灾不算发展了。荒唐到这个地步,那些各地攀比纸面的GDP,或者搞些我也搞 不清是什么东西的绿色的GDP,也就毫无奇怪了。我这个人虽然笨,但还知道认准一条,现在是工业时代,发展的准则是社会需求的增长;那个政策能刺激需求增 长,减少需求的萎缩,就是好政策,反之,就是坏政策,就是祸国殃民的卖国政策。模糊了这个标准,还故意跟咱这种笨人丢书包的,百分百就是罪该万死的汉奸、 大坏蛋。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今天的愤青的孙子成为愤青以前,中国不会有丝毫机会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国家;反意之,中国真正富强,那里还会出现什 么愤青?今天我们这代人的之奋斗,与其说的建设一个强国,不如说是寻找能够建设成一个强国的机会。中国真的没有太多可以出卖的利益,再继续把自已殖民地 化,依靠剥削自已国民的福利收入去补贴世界,大概,只能通过前文述及的高度加剧的贫富分化才能压抑国内的需求发生了!或者,总有一天,中国自已的愤青会把 自已成十亿的“低素质人口”,贫穷的农民和市民送进死亡营,以此压低国内需求,继续为欧美主子服务?

纠正历史错误的过程总是痛苦的。

需求不足的经济体系,首先就会停止没有需求预期的生产,以减少资源的损失。 这些又将产生更多的失业。一些人就是以此为理由,宁愿以亡国为代价,也不愿意自已的祖国改正错误。象张五常这样的买办代言人,更是与国内少数既得利益代言人,象某些鼓吹廉价出口有理的国产等级教授。他们声称《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农民工就业》。

而局部的失业增加,带来了进一步的需求萎缩。但是相比于货币稳定,库存的减少,消费预期的加强,如此循环,就算没 有政府组织下的主动调控,也将在剪刀差下最终找到平衡点。罗斯福新政不一定缩短了大萧条,走出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世界大战。是市场自已走出了大萧条。无论如何,政府调控的目的是平衡供需。需求不足的失衡,政 府的调控就不能从生产供给一方入手。因此,中国反复采用增加生产供给的《凯恩斯主义式的调控》,只能是雪上加箱。

今天,已经不是农业时代,政府的调控手段如果不是从需求入手,那么这个政府是有胜于无!这方面,中国有点先天不足。一 方面,中国有着过多过重的《政府吃饭财政的负担》;需要提醒的是,这同样是为适应“生产”的目标需要,只不过现在不知生产什么,维持成本吃掉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税收;其 二,中国的经济学家学的都是两百年前的经济学,一说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调控市场,首先的反应就是“哈哈,咱大王又可以多收点税花销花销啦”,————《政府干预市场实际上是社会财富转移》。

这种调控,充其 量,只是暂时压抑了供给;而事实上损害了社会的需求。如此调控,有不如无!如何走出这个困境,不要问我啦,我是真的不知道。答案呐,在各位读者的心中。

最后总结一 下:生产,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满足国民的需求!市场是什么?是生产满足需求的过程;《为什么市场规则不可侵犯》,这就是原因!

需求是什么?是国民对国家末 来的信心!政府能够干预市场吗?不能!政府不能影响市场吗?能,而且常常有必要!影响的方式是什么?刺激需求!

政策严重偏向生产的结局是什么:经济危机! 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影响结果是什么:经济危机不能迅速缓解。

显然,以经济危机可能不能迅速缓解为理由,而制造更多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无论是动机还是理由,都 是不能成立的。今天摆在中国面前的路已经不多了:要么在经济殖民地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直到最终亡国(经济利益被出卖净尽,结果就只能亡国);要么是经历 一次大萧条式的阵痛,重新建立一个以内需为主的经济体系。或者,走向大萧条,反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个选择。

繁烦复杂的马例主义,共产思想,社会~主儿,资本,垄断;好的坏的,许多流派,斗死斗活,其实说到底,也就是最简单的生产和供给如何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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