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拒不接受所谓的西方的人权价值观，换而言之，就是为一党私利而严禁中华民族同胞能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传递下自保。结果必然是越是全球化，中国越是超级殖民地化。同样，如果反垄断法不反行政垄断，那么市场压力向下传递，不是反了民企，就是反了消费者，反垄断法就成了《神圣垄断法》！因为，中国的那十几亿被剥夺了人权利益的动物，是全世界最脆弱的利益环节。
逃避人权宪政政治改革的所谓改革，结果只能是黄宗羲定律越演越烈。因为，改革的动力，必定是由于社会存在着无法承受的某种压力；逃避人权宪政政治改革的所谓“改革”，必定只是令这种压力向社会下层民众传递。这就是为什么既得利益者可恶，而污友之乡的张宏良之辈更为危险的原因：他们反对确保人权利益的政治改革！黄宗羲定律的原出处农业税的历代改革，其实只不过是“社会压力传递原理”通过农业赋税体现的特例。以为黄宗羲定律只是作用农业赋税领域，那是十足的智残堕落。
当人权宪政政治改革在所谓的中华古国如此艰难前行时，笔者不禁想起，甚至在公元前四世纪，罗马就已经意识到罗马公民社会限制黄宗羲定律作用的重要性，为避免社会压力总是传递到平民公民的身上，发明了不受司法威胁的保民官制度。并且，两任罗马执政官格拉古兄弟，为保护平民利益的改革献出了生命。较之中国所谓的商鞅王安石之流，不知伟大多少倍！是不是，2500年前的罗马，比今天的某大国，还要先进呢？
今天应该说，言论管制程度是比以往都要轻一点；但是如果说有根本性的改观，却也谈不上。笔者曾经对《两会廷议》很有点鄙视，其实，类似两会廷议几乎是天天在各传媒上唾沫乱飞！由于上不能批评呆表，下没有代表平民利益的基层党团，传媒们不敢寻求制度上的改良，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参与下，就成了牺牲平民利益的黄宗羲定律的理想工具。结果就成了《欣赏专定之无知无良与无耻》。今天的新闻稍许自由对平民有益吗？其实是无益；对呆表有益吗？可以减除民愤民怨吗？不能！无非是给呆表两种选择：可以宰了传媒惹民愤的家伙，也可以招安得民心的传媒，等同于公务员扩编！不信，瞧瞧易宪容先生现在的观点，和当初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传媒文化界的怪现象，对权力应付的责任躲躲闪闪，不无谄谀；对无权者落者下石，不无勇敢；对毛上帝崇祯之类顶礼膜拜，对袁崇焕这样的古人无限苛求；对殖民地买办的宽宏大量，对警惕国内腐变的民众穷凶极恶，“假敌于外，实侵于内！”……，大家伙见得多了，就不再一一重复了。当权力成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后，所谓的“有良心的传媒人”更象是等待招安的虚伪御史言官：他们对于行业专家自专业角度提出的任何方案，仅仅以道德，而且是权力道德，马列道德，口诛笔伐；而无视方案不得不提出的社会压力，无视原有制度或前承制度对平民百姓利益的侵害（象大跃进和文革毛制度）；道德卫道士们却不可能提出可行的方案；————不然什么叫行业专家？
事实上，假如这些传媒人不是从所代表的民众利益出发，而是仍然袭用封建时代文革毛主义式的“道德裁判”的《道德口水仗》言论立场，他们所垄断的言论自由就变得可以说是无益于社会。对于呆表也是一件烦恼事，除了鼓动威胁他们的暴民政治，根本上不会有利于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反馈！那么，是不是有一天取消言论自由，也是合理的呢？因此，笔者建议民众，对于表面上好象不痛不痒漫无目的地无私批评政府的“很喝采”的明星人，都要留一点心眼，先别忙着喝采，小心《戴着民粹面纱的极左法西斯分子》。在这些人的言论中，隐隐包含着这样的追求专治权位的伟大理想：
1）不是专治垄断不好；是没有按他的方法垄断，专治才不好；
2）不是腐败不好，如果由他垄断专治搞腐败（当皇帝大官什么的）就好了；
3）自由市场民主人权是坏的；应致力于马列和明清那样的社会主义垄断和市场干预；盛世嘛！（笑笑）
他们的理由则永远只有一个：“西方市场也有危机”，“自由市场的祖宗也有危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原罪”；还有别的理由吗？没－有－了！瞧，和马列神教祖师爷是同样的伟大呢。记住一个事实：今天令你们痛恨的所谓既得利益者，所谓的贪官，曾经象你一样都是很纯朴的好人，有远大“革命理想”的好人！！最后无一例外令您痛恨。那么，当你也“实现理想时”，是不是也会被新的民众痛恨呢？所以呢，奉劝各位，就算是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吧，与其盲目喝采，不如大声问《我（们）的利益在那里》，瞧他们怎么回答。（笑笑）。
“大学无书”系列有以下博文：
《真理源自观察、思考、实践；而不是对权威的追随》
《言论自由之新闻界的黄宗羲定律和道德明星》
《形意思维：科学类思维和哲学类思维的根本区别》
《科学进化论和哲学的达尔文主义不是一回事》
《容器对象和角色，进化论，哲学和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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